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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話題”作家徐懷中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 | 潘凱雄  2021年01月18日09:03

摘要:從《我們播種愛情》《西線軼事》《底色》到《牽風記》,在徐懷中長達60餘年的創作生涯中,“話題”始終伴隨着其創作的全過程,戰爭、人性、情感和革命人道主義等四個要素在其中如影相隨。這些話題具有優秀戰爭文學的世界性與普遍性,也證實了徐懷中創作的文學價值與時代意義:他一以貫之的革命英雄主義情懷,他對戰爭與人的關係細緻入微的觀察與思考,以及筆下所展現出的激情飛揚般的藝術想象力,在新中國70年來的戰爭文學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關鍵詞:徐懷中 《牽風記》 話題性 戰爭文學

 

在我看來,徐懷中顯然不是一位高產的作家,但卻絕對是一位“話題”作家。這裏所説的“話題”作家,是指他的主要作品只要一面世立即就會引發或形成一個文學話題,討論的“話題”可能完全不同,也可能是圍繞着同一個話題的不同側面展開。這種現象看似簡單,但仔細一想,能產生這種效應的作家其實還真的不多。

我心目中徐懷中的主要作品有1956年面世的長篇小説《我們播種愛情》,1980年問世的中篇小説《西線軼事》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阮氏丁香》,2013年面世的“非虛構”作品《底色》和2018年面世的長篇小説《牽風記》這幾部。對一位90歲高齡的著名作家而言,這自然不能算是高產,但恰恰就是這幾部作品,幾乎每一部的誕生都成為文壇一時之話題。對此,我們不妨順着時間軸,簡單地回顧與梳理一番。

先看面世於20世紀50年代的長篇小説《我們播種愛情》。

作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新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説,作品發表的時間與其描繪的時代幾近同步。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裏,面對這樣的題材,作者竟然以“我們播種愛情”為題,在當時絕對是需要一定勇氣的。當然,這部作品中所書寫的“愛情”有兩個所指:一是狹義上的男女之愛,在25萬字不算太長的篇幅內,作者在多處寫到男女之愛,包括林媛、倪慧聰與畜牧技師苗康的三方戀情,也包括秋枝在朱漢才及葉海之間的彷徨,等等;二是廣義上的不同人等、不同民族之間的大愛,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和特定的地域內,充分展示了新西藏的建設者們對這片儘管一時貧瘠卻清麗純潔的雪域高原之愛,對雖一時封閉卻純樸善良的藏族同胞之愛。正是這種小愛與大愛之間自然而圓潤的糅合,一股濃濃的愛意既播種在西藏的荒野,也播種在漢藏同胞的心田,使得整部作品充盈着一種温馨而熾熱的氛圍,洋溢着一種高尚而純潔的情調,透出了一束絢麗誘人的理想之光。也正因為此,無怪乎葉聖陶先生在1956年將其推薦為“近年來優秀的長篇之一”,亦無怪乎在60多年後的今天,這部作品依然保有足夠的生命力。只要登錄豆瓣網瀏覽一下,便可見到在《我們播種愛情》下面各種長長短短的留言與跟帖,而且不乏年輕的讀者,這的確是並不多見並十分難得的。

再説中篇小説《西線軼事》。

這裏的所謂“西線”實際上是指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場南線之戰,是一部典型的戰爭題材小説。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劉毛妹顯然不同於我們以往所閲讀過的中國當代戰爭題材小説中的那些主要角色,他身上英氣雖存,毛病亦在,其青年的本色一一體現在細節的處理上;作品裏電話班中其他幾位女兵也莫不是各有所長、各有其短。這羣姑娘的形象沒了長期以來習見的那種“高、大、全”式的英姿,反倒更加可信可親可愛、鮮活靈動起來。

作為那個剛剛“解凍”的時節所創作的戰爭小説,徐懷中的突破還不止於對人物的塑造,在整體構思上,《西線軼事》也是刻意避開渲染槍林彈雨和炮火連天的戰爭氛圍,而是將觸角伸展到初入戰火的青年人,通過他們在戰爭前後的趣聞軼事和人生遭遇,細緻入微地展示了這一代年輕戰士豐富的精神世界和純潔美好的品質,歌頌了普通年輕戰士的獻身精神和人格尊嚴。同時透過烙在他們身上的特定印記去反思那段剛剛逝去的歲月,進而審視現實和未來,融入了作者對社會、軍隊和民族的深沉思索。這些特點在今天看來着實平常不過,實在沒什麼特別之處。但如果上溯至20世紀80年代初,多少就有了點“於無聲處聽驚雷”之震撼感了。要知道,那是一個剛剛開始試圖掙脱文藝創作 “高大全”“三突出”桎梏的時代,是一個文藝創作長期被公式化格式化了的時代,稍有出格便有可能被“戴上大帽”的時代。明白了這樣的時代背景,就不難理解《西線軼事》的寫作需要作者多大的勇氣和頂着多大的壓力,也不難理解這樣一部在今天看來也許只是平平之作,在當時何以產生那般強烈的反響。

用“拓荒”“開創”這樣的詞來描述徐懷中和他的《西線軼事》或許有些“過”,但稱其為“萌芽”或“啓蒙”則絕對是恰如其分的。

接下來,徐懷中雖偶有新作面世,但他的主要精力似乎都投身於創辦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和部隊文化建設的工作之中,一直到2013年4月才出版了“非虛構”作品《底色》。

這是50多年前徐懷中作為“中國作家記者組”組長率組在越南南方戰地採訪而成的“戰地日記”。作為一部“非虛構”作品,《底色》真實地記錄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一箇中國軍人作家與記者的思想、情感和心態。半個多世紀前的那段歷史,今日知之者已不多,《底色》的“非虛構”寫作則為此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歷史記錄。於是,上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主席”阮友壽,下至阮光化、阮文龜、阮氏梅等若干英雄人物,都經徐懷中的採訪而被生動地記錄在《底色》中。除了這些人物,作品還濃墨重彩描繪了“卡德號”航母之役、布林克飯店之炸、公理橋襲擊之憾等重大事件。

儘管這是一部“非虛構”作品,但諳熟文學寫作的徐懷中還是將小説、散文、通訊、政論等多種體裁融入《底色》的創作中,從而形成一種“跨文體”的景觀。比如注重細節顯然就是小説創作的利器而非“非虛構”寫作所擅長,然而在《底色》中,徐懷中在對人物的採訪時就十分注意觀察其細節並抓住若干典型性特徵予以表現,他在描寫南方部隊副司令“三姐”觀賞演出時留下了如下文字:

我注意到三姐,整個像是一個嬰兒,止不住咯咯咯咯地笑。照身份來説,如此前仰後合放開了聲音大笑,很不合適的,可她不管這些。農村婦女們看戲看電影,總是這麼前仰後合開心地大笑,雖是當了副司令,該怎麼笑還是怎麼笑,陪外賓照樣,她改不了。她脱掉了“抗戰鞋”,兩腳踩在面前的小方凳上,光腳丫子自由自在慣了,陪外賓照樣,她改不了。

一個嬰兒般地笑,一個光腳丫子看戲,兩個細節一下子穿透了“三姐”這位副司令的出身及性格。

當然,作為戰爭題材的“非虛構”之作,如何認識戰爭、反思戰爭無論如何都成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於是,在作品第36章中,徐懷中借描寫“世界上最偉大的戰地攝影記者”卡帕也表達了自己的思考:

他攝取到的是人類戰爭的底色,他留給世界的是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卡帕的作品,被冠名為“非常態戰地攝影”。他把個人天賦的敏感與靈性發揮到了極致,總是在着意捕捉戰爭中稍縱即逝的動感影像,將人在生死交替的一瞬間定格為永恆,所以他的作品被譽為“戰地攝影的不朽之作”。卡帕是以他的鏡頭語言向世界發出警告,他祈望出現在他鏡頭下的種種慘劇,不至於無休無止,一再重演。

這裏出現的與書名相同的“底色”二字,一個呈現於卡帕的鏡頭之中,一個流淌在徐懷中的筆下。這“底色”是戰爭還是“人性”?有了兩次參戰經歷和換位思考,加上近半個世紀的時空距離,徐懷中獲得了“在以往戰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內心體驗,一些深思與明悟”。於是在《底色》中,我相信讀者感受最深的當是作者以濃郁的情感和人性化的筆觸,回顧了戰爭的悲劇與教訓,突出了戰爭中的人,以戰爭反觀和彰顯人性,以慘烈期待和呼喚和平。

最後就該説到徐懷中以90歲高齡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説《牽風記》了。作品以60多年前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拉開戰略反攻的大幕為背景,那場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的戰役之慘烈、之艱辛早已載入史冊。作為這次戰略大遷徙的親歷者,徐懷中當然有條件、有能力對此予以全景式的文學呈現、留下一部史詩性的大作品。然而,徐懷中卻偏要繞開這條習見的、不會引起任何爭議的坦途,而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另一條崎嶇蜿蜒、坎坷不平的羊腸小道。於是,在這條小道上,時而腥風血雨,時而清風送爽,一部《牽風記》由此應運而生。

《牽風記》總體長度不過19萬字,卻居然有28章外加“序曲”和“尾聲”兩部分。從這樣的篇章結構,不難想象作品極可能呈現出的三個基本特點:一是敍述的節奏急促,二是場景的更迭頻繁,三是內容的豐滿交錯。果不其然,單看各章小標題多少便能見出上述三個特點,諸如“隆隆炮聲中傳來一曲《高山流水》”“一匹馬等於一幅五萬分之一地圖”“大別山主峯在烈焰升騰中迅速熔化”“她們來不及照一照自己的面龐”……如此這般,烽火瀰漫中的金戈鐵馬、血色硝煙中的小橋流水、槍林彈雨中的呢喃細語共同奏響了一曲殘酷戰爭大背景與大環境中的交響詩。這是一段艱難的歲月,也是一段難忘的日子,而有日子的地方就會有人情世故,作為作家的徐懷中正是敏鋭地捕捉住這一點,他自己坦言,這部作品的“寫作意圖不是正面寫戰場,相反小説淡化了具體的戰爭場面,而是凸顯特殊情境下人性的糾結與舒展。”於是,人情世故理所當然地佔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既然是人情世故,那自然就少不了人與情。而在人與情之前,不妨先看作品中出現的那匹“神馬”。用擬人化的筆墨書寫動物的手法在文學中當然不少,但像徐懷中這樣將其移植到中國戰爭文學中來,賦軍馬以智、勇、忠三氣於一身者則並不多見。徐懷中筆下的軍馬“灘棗”不僅長相俊美、奔跑神速,而且通人性識人音,堪稱軍中神馬。馬尚且如此,人則更是不同凡響。在《牽風記》中,人與情的故事就主要寄託在徐懷中着力刻畫的三位主角身上,他們恰如雕像般深深地烙在了讀者心中。其中,女教員汪可逾與男首長齊競聯袂上演的那出浪漫激越而又一波三折的“悲愴行板”,更是可歌可泣,令人難忘。他們陰差陽錯地在“老虎團”駐地不期而遇,一個是聰明靈動、冰清玉潔,一個是儒雅威猛、文武雙全。一曲“高山流水”將兩者的心靈緊緊地鎖在了一起。這一雙形象皆因徐懷中特別的筆墨在我國軍事文學作品中見出卓爾不凡的一面。汪可逾犧牲後,那保持着前進姿態站立於一棵銀杏樹洞內、肉身不腐的最後形象不能不令人為之心動,這樣一種神奇的想象也是首次出現在我國戰爭文學的人物羣像之中。而男一號齊競的形象在徐懷中的筆下同樣個性鮮明。我國戰爭文學中的男一號多為兩種類型:早期多猛將,後來則儒將佔優,但又多有猛將過粗、儒將過弱的偏執,時而雖偶有文武兼備者,但總體又顯儒雅有餘而陽剛不足。而徐懷中筆下的這位齊競則是文武之道更顯平衡自如:文時談笑風生、縱橫捭闔,武時左衝右突、乾脆利落。作品中不僅主要人物如此,配角也毫不遜色。身為齊競警衞員的曹水兒在最後遭誣告而被一號“揮淚斬馬謖”時的那種寧願站着死決不跪着生的凜然之氣絕對令人為之動容。

在談到這部作品的創作時,徐懷中坦言:“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戰在於把頭腦中那些受到侷限束縛的東西徹底釋放,掙脱精神上看不見的鎖鏈和概念的捆綁,拋開過往創作上的窠臼,完全回到文學自身的規律上來。”《牽風記》所呈現出來的上述特點當是作者這種自省的一次成功實踐。而這次實踐的過程自然有着不少創新與嘗試,需要作者的勇氣與膽識、理性與清醒,其結果則是對中國戰爭文學的一種豐富。

毋庸諱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們的戰爭文學創作中,一旦出現一些“兒女情長”的場景,則往往遭到“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搞所謂“温情主義”的斥責。因而在我們過往的戰爭文學中,佔據主角位置的基本上就是一羣充滿了陽剛英武之氣、為了正義而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勇者,這些形象成為戰爭文學的主角完全無可厚非。但如果我們戰爭文學中的主角僅僅只是這樣一種單一的呈現,那既不是戰爭時代生活的全貌,也必然失之單調。況且,即便是一身陽剛的英雄與勇士,即便是生活在戰爭時代的人們,他們同樣都會有自己的七情六慾與喜怒哀樂,除去戰鬥外他們同樣也會有屬於一己的兒女情長。在這兩者間,簡單地指責誰是“假大空”,誰是抽象的“人性論”,都未免因過於簡單化情緒化而陷於形而上學的囹圄。其實,如何處理戰爭與人的關係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戰爭文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而徐懷中就是在以自己的創作實踐持續不斷地進行着這種探索和開掘。《牽風記》面世不久,雖以高票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殊榮,奠定了它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傑出地位,但其圍繞着軍人形象的狀寫在甫一面世同樣也遭遇到些許質疑,再一次顯現出徐懷中作為一位“話題”作家的特質。

結語

從《我們播種愛情》到《牽風記》,經過上述這番簡單的回顧與梳理,不難看出,在徐懷中長達60餘年的創作生涯中,“話題”始終伴隨着他創作的全過程,而這些話題則不可避免地與戰爭、人性、情感和革命人道主義等四個要素如影相隨。

乍一看,這似乎很有趣。但細細想來,作為文學,特別是戰爭文學,這些話題本身的出現:第一具有世界性;第二具有普遍性,尤其是那些或引起強烈關注、或被公認為特色鮮明、或贏得一片讚譽的戰爭文學作品幾乎都擺脱不掉為這些話題所纏繞的宿命。順着這種現象再往深處思考,就不難發現,這些話題之所以與戰爭文學如影相隨,是因為戰爭這種相互使用暴力、攻擊和殺戮的行為所具有的血腥與殘酷,必然引發人們思考與之相對應的和平、情感、人性及人道主義等反向命題。在人類發展到現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戰爭雖一直無法避免,但人們對和平的祈禱,對戰爭中人性及人道主義的期盼同樣一天也沒有終結。而作家特別是優秀的作家,對這樣的命題持有特別的敏感,本來就是十分正常的一種世界級文學現象,只要我們稍加梳理一下世界文學格局中的一些優秀戰爭文學作品,就不難追尋到這樣的歷史留痕。而在我們的當代文學史上,這樣的話題之所以還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是因為我們的確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秉持着那種相對簡單的文學觀念,以至於對戰爭與和平、英雄與柔情、殘酷與人性這些複雜關係的處理,始終處於一種截然對立的狀態,而無視其在某種特定時空中有可能出現的種種特殊情境、微妙變化乃至反轉,進而再用這種非此即彼的觀念來衡量與評價作品,“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客觀地説,這種非此即彼的文學觀念在新時期以來的思想大解放中被反轉,但長期以來形成的慣性卻依然不可小視,這或許就是徐懷中的創作一再被“話題”的深層原因。如果我們仔細梳理一下就會發現:不是每一位寫作者都能成為“話題”作家,反過來,能夠成為“話題”作家本身就是一種價值。這也從另一側面證實了徐懷中創作的文學價值與時代意義:這位耄耋長者長達60餘年來一以貫之的革命英雄主義情懷,他對戰爭與人的關係細緻入微的觀察與思考,以及筆下所展現出的激情飛揚般的藝術想象力,在新中國70年來的戰爭文學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